文 | 毛振华
香港特区是中国的一颗“明珠”，在中美博弈、逆全球化抬头、中国经济周期性调整的背景下，香港特区依然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未来香港应继续发挥“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以产业结构转型为核心，以现代服务业为主要抓手，同时坚持“市场主导、政府护航”的模式，进一步巩固香港国际金融、贸易与航运中心的领先地位，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推动经济多元化和高质量发展。
一、正视香港经济转型面临的严峻挑战。
过去几十年，香港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自由经济体系和完善的金融、法律制度，发展成为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然而，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区域竞争的加剧以及地缘政治局势的不确定性，给香港经济带来诸多新挑战。
首先，全球经济放缓对香港传统优势产业带来一定冲击，既有外部市场需求的减少，也暴露出内部产业结构单一化的脆弱性。香港产业结构较为单一，制造业极度萎缩，经济过度依赖服务业。当前服务业占比已超过90%，其中金融、贸易及物流业是香港的支柱产业，占GDP比重超四成。这种产业结构使其自身经济发展高度依赖外部环境。在全球产业链重构、美联储加息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的背景下，香港转口贸易受到了较大冲击，2022年至2023年连续两年下滑，尽管2024年转口贸易额实现小幅增长至5,749亿美元，但绝对值仍低于2021年水平。
此外，全球经济放缓导致资本市场波动加剧，直接影响了香港银行、证券和保险等金融服务业。截至2024年三季度，香港金融和保险业增加值达4,451.6亿美元，显著低于近三年平均水平。
尽管近几年香港大力发展创科产业，吸引高科技人才和企业落户香港，但整体来看，新兴行业尚未成势。香港相继设立生命健康科技研究院、前沿科技研究资源计划，并正在筹备建立第三个InnoHK创新香港研发平台，在2024年行政长官施政报告中，再公布新的100亿元创科产业引导基金，但短期内构建具有竞争力的创新产业体系并非易事。目前来看，科技与高端制造业等新兴行业的发展尚未成势，占比不足5%。这种产业结构的不平衡使香港的经济韧性不足，难以应对外部冲击。
其次，房地产市场下行拖累香港财政，特区政府连续三年每年录得逾千亿元财政赤字，影响公共财政稳健发展。特区政府长期以来将土地出让收入作为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这一模式在过去几十年内支撑了公共财政的稳定增长。不过随着房地产行业进入下行周期，地价收入大幅缩水，2023年香港地价收入仅有195.81亿元，远低于2021年的1,430.44亿元；2024年1月至10月，香港招标售出的土地，以及涉及私人协约、契约修订、换地等土地交易的收入，累计只有约37亿港元，仅为上年度财政预算案中预计本年度地价收入的11%。土地市场的波动直接影响了财政稳定，除2021/2022财政年度获得237亿元盈余外，2020/21、2022/23及2023/24财政年度的赤字分别为2,518亿元、1,883亿元以及1,719亿元。另根据特区政府的最新预算，至2025年3月底，本地财政储备将降至约6,330亿元，五年累计减少5,270亿元，较2019年盈余高峰时期下降了约45%。
此外，香港人口老龄化严重，给经济和财政也带来不小的压力。根据特区政府发布的最新人口推算报告，2023年香港65岁及以上长者占比为23.7%，预计2046年将升至36%左右，人口老龄化问题严峻。人口老龄化一方面会冲击劳动力市场，不仅可能导致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还可能影响到某些行业的生产力和创新能力。另一方面，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加，特区政府在医疗保健、养老保障等领域的支出将大幅上升。此外，养老金的支付压力也在不断增加，特区政府需要寻找新的财政来源或调整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才能应对这一挑战。
二、香港依然具备得天独厚的制度优势和经济基础。
“一国两制”是香港最重要、最根本的优势，普通法和自由市场是其实现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一国两制”框架下，香港保持了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普通法体系，为经济发展提供坚实的法治基础和与国际接轨的营商环境。
首先，普通法体系强调契约自由、严格的合同执行以及对私有产权的保护，这些原则与国际商业规则高度契合，为香港营造了透明、公正、高效的营商环境，使香港能够吸引全球投资者，成为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
其次，香港作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之一，实行低税率、简单税制，对外资和国际贸易高度开放，与国际商业市场完全接轨，保持货物和资金自由流动，作为独立关税区能够单独签署经贸协议，是内地和国际市场商务往来的重要桥梁。
最后，“一国两制”不仅保障了香港的高度自治，还使其能够充分利用国家的政策支持和内地的广阔市场。香港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中心城市，能够以全球性视野把握世界经济和大湾区发展新趋势，充分发挥自身区位优势。一方面，深度融入大湾区发展战略，抓住深圳制造业产业外溢、产业协同的发展机会。另一方面，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规划的推进，香港以其地缘优势和经济底蕴可以起到辐射东南亚的桥头堡作用，“一带一路”建设还能反哺香港经济发展。
在“一国两制”独特制度优势下，香港凭借国际化的法律和金融体系以及丰富的专业服务资源，在金融、法律、仲裁和认证等领域形成了强大的中介服务优势。香港同时具备英文体系和独立且完备的法律体系、货币体系、监管体系，拥有全球领先的仲裁机构—香港国际仲裁中心（HKIAC），还是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据环球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统计，至2024年12月，香港离岸人民币结算占全球人民币支付交易约76.5%。与此同时，香港独特的多元文化背景、国际化教育体系、完善的基础设施以及开放的营商环境，进一步增强了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吸引力，使其能够持续为全球商业活动提供高质量的中介服务，巩固其作为国际金融、法律和商业服务中心的地位。
香港拥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和科技基础，为新动能培育提供土壤。根据《2024年世界竞争力年报》，香港在“基础建设”分项中位居全球第九位，这一成绩充分展示了香港在基础设施领域的综合实力。其中在基本基础设施方面，香港更是位居全球第三位，反映出香港在交通、通信、能源等关键领域的卓越表现。良好的基础设施不仅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也为本地企业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此外，根据2024年全球创新指数，香港位居全球排名第十八。香港是世界上唯一拥有五所世界百强大学的城市，具备较强的科学基础，并凭着与内地以及海外的紧密联系、雄厚的科研实力，正迅速发展成为全球创新及科技中心。
三、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香港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过去，香港经济高度依赖金融和房地产等服务业，这种单一发展模式在当前全球经济格局变化和区域竞争加剧的背景下面临较大压力。为了应对这些挑战，香港必须破除路径依赖，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推动经济多元化和高质量发展。
伴随中国进入资本输出时代，香港金融定位应逐步从“吸引外资到中国内地”转向“助力中资出海”。过去香港一直是国际资本进入中国内地的桥梁，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末，内地来自香港的实际使用投资金额累计达16,815亿美元，占内地吸收境外投资总量的比重接近60%。伴随中国进入资本输出时代，香港的金融定位应有所调整，现阶段需要香港更好发挥服务中资出海的作用，进而形成“以海外投资为主、吸引外资为辅”的新格局。在当前中国企业的汹涌出海浪潮下，香港需要把握这一历史机遇和责任，更好服务中资企业出海，帮助其拓展国际市场。
香港的高质量发展仍然离不开现代服务业，发挥中介服务优势，助力中资企业出海。香港在金融服务、物流和供应链服务、专业化服务等方面的优势已在过去10年间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有突出表现，建议未来继续充分发挥香港与国际接轨的专业化服务优势，为国企和内地民企“走出去”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包括法律和仲裁服务、国际化专业化人才培养与输送、基础设施建设和物流便利化以及融资、结算、认证等多元化的金融中介服务等。
教育是香港产业结构转型的重要抓手，未来须加大本地高校人才培育，吸引高质量人才到港就业。教育对于本地居民而言具备公共属性，但对于香港以外的地区而言，就可以将其作为教育产业进行发展。目前在港深造的内地学生约45万人，未来可以进一步扩大理工类研究生招生，吸引更多人才来港深造。吸引内地学生来港，本身还具备乘数效应，通过与高净值群体建立联系，带动相关的消费和投资。
此外，香港要加大面向全球“抢人才”力度，继续完善人才引入机制。香港要善用有别于内地的生活方式和与国际接轨的法律制度，以及优惠的税收、相对宽松的信息管理制度等，吸引国际人才特别是优秀的华裔科技工作者落户香港，为国家解决高端人才回国提供便利条件。
香港又要发挥自身科技优势，以创科为中心布局产业发展，加快北部都会区开发建设。在国家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要求下，香港应凭借其独特的科技优势，积极布局以科技创新为中心的产业发展。北部都会区作为这一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香港经济转型的关键引擎。一方面，通过提供税收优惠、简化注册流程等政策支持，持续优化政策环境，积极吸引大型科技企业入驻，构建科技生态；另一方面，特区政府还应进一步加大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信息科技等科技创新领域的投资力度，包括但不限于提供研发资金支持、建设现代化的科技园区、设立创业孵化器等，同时深化与深圳、澳门等大湾区城市在科技研发、产业协同和人才交流等方面的合作。
四、坚持“小政府、大市场”，更好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在全球经济格局深度调整、区域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如何进一步优化政府角色，释放市场机制的深层活力，成为香港巩固国际地位、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命题。
香港要明确“小政府”定位，构建“有限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动态平衡。一方面，特区政府要明确自身和市场的边界，市场能够承担的，交由市场完成，例如在北部都会区开发建设中，可以加大对企业参与的支持力度，提高市场主体主观能动性。另一方面，在一些领域应进一步放松管制，特区政府应最大程度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
以生物医药行业为例，目前新药在香港上市需要先在其他国家或地区（如美国FDA、欧洲EMA或中国内地NMPA）获得注册许可，再向香港卫生署申请审批。这一流程通常耗时至少1.5至2年。香港若可设立独立的药物监管和审批机构，将能够大幅简化和缩短生物医药领域的审批流程，有利医药行业在港的蓬勃发展。
香港要推动市场化竞争与创新，降低营商成本。市场化企业通常具有更高的运营效率和成本控制能力，能够通过竞争机制优化资源配置，降低营商成本。有调查显示，香港工程成本（不计地价）位居亚洲第一，是深圳的5至10倍。近年香港每年建筑工程总开支约2,500亿元至3,000亿元，其中政府工程开支约900亿元至1,000亿元，若香港的工程成本能降低20%，每年将能节省500亿元至600亿元开支，政府工程开支将减少近200亿元。因此，在这些领域，特区政府应该引入更多市场化的企业进行开发，在降低营运成本的同时，提升资源效率。
强化法制和产权保护，加强对私有产权和企业家的保护，对于吸引、留住企业和人才至关重要。一个透明、公正、高效的法律体系能够有效改善营商环境，吸引更多的企业。香港是中国唯一的普通法司法管辖区，普通法体系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使其能够更好地应对复杂的商业纠纷，能够更好保护企业和投资者的权益。特区政府需要进一步强化在法制领域的优势，把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市场经济体系建设好，维护好其竞争力、法治和国际公信力，为经济的长期稳定和繁荣奠定坚实的基础。
（作者系香港大学经管学院经济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