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朱嘉明
2025年，香港面对急剧改变的外部环境，需要全面和客观地总结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深入分析和正视香港经济结构的失衡问题，形成符合促进香港经济转型的政策体系，最终确定实现香港经济再腾飞的核心战略。
（一）如何反思香港过去三十年的经济成长历史？
当代香港经济成长历史，如果从1960年算起，可以划分为两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从1960年代初期至1997年的38年。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香港经济四大支柱是出口贸易、制造业、旅游业和建筑业。制造业重要是电子和玩具等产业，以及其他轻工业。1960年代中期，香港第二产业经济附加值占比超过40%。其间，香港实现了经济起飞。自1970年代末，香港开始向高附加值产业转型，金融、房地产和商用服务业（包括银行、保险、航运、地产等）成为经济的主要支柱。1980年代中后期，香港制造业开始北移至内地。制造业产值在香港生产总值（GDP）中所占比重从1987年的23%跌至1994年的9.3%。在1980年代，香港经受住了1982年港元危机和1987年世界性股灾的挑战，确定了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自1960年至1997年，香港人口从311万增长到648.93万；GDP从13.21亿美元增长到1,773.5亿美元；人均GDP从426美元增长到2.73万美元。在这个阶段，香港名义GDP增长了133.36倍，年平均名义经济增长率为351.4%。
第二阶段，从1997年至今的27年。这一阶段尚未结束，很可能还要持续10年以上，即到2035年。其间，香港的制造业大规模北移，到了1990年代末，制造业几乎消失殆尽，仅占GDP的1%左右，香港完成了去制造业化，甚至是去工业化。与此同时，服务业在香港经济中比重不断上升，房地产和金融行业成为香港的经济支柱。香港进入高度外向并依赖国际投资和外部市场的阶段。从银行到证券、保险、资产管理等各个领域，香港金融业几乎覆盖了全球范围。至2024年，香港人口增长到750.31万，GDP达到3,820亿美元，2023年人均GDP超过5万美元。1997年至2023年，香港名义GDP增长114.7%，年平均名义经济增长率为4.2%。在这阶段，香港经济经历三次重大事件：1997年香港回归与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和2020年至2022年的新冠疫情。
比较香港在1960年至1997年的发展阶段和1997年至今的发展阶段，有如下特点：（1）第一阶段没有完成工业化，没有实现从劳动密集产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产业的跃升的情况下，制造业急剧萎缩。（2）第二阶段的经济增长速度显著放缓。（3）比较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的产业结构发生彻底改变。在第一产业归零的情况下，第二产业比重持续减少。（4）香港经济与内地经济的比重，经历上升到下降的周期，1960年为2%，1997年上升为16%，2023年回落到2%。如果比较香港和北京加上海的经济规模，1997年，上海和北京GDP合计662.28亿美元，相当于香港GDP的1,773.5亿美元的37.3%；2023年，上海和北京GDP合计12,787.1亿美元，是香港GDP的3,808.1亿美元的3.36倍。至于香港经济与其在四小龙经济的比重，1960年为17%，1997年为15%，2023年为11%。
（二）香港的结构性失衡及其后果
在现阶段，香港经济增长放缓、国际竞争能力后劲不足的表象背后，是香港经济结构的系统性失衡。
第一，人口结构失衡。（1）增长放缓。1960年，香港人口为311万；1997年为649万，人口较1960年增长109%；2023年为753万，人口较1997年增长16%。香港人口结构失衡日趋明显。（2）人口多次发生流出大于流入。亚洲金融危机、全球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都导致香港中产阶级和专业人才流失。（3）老龄化。2023年香港65岁以上人口大约占总人口23%，预计到2049年，全港大约有80多万人需要长期照护。（4）少子化。香港出生人口长期呈下降趋势，上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每年有约80万婴儿出生，八十年代中降到70万水平，九十年代中进一步跌至60万左右，千禧年后跌穿50万，疫情3年更锐降至30万-40万。（5）男女比例失衡。香港长期处于女多男少的状态，2023年全港753万人口中，男性有343万人，女性则有410万。（6）劳动力短缺。“婴儿潮”一代陆续退休，加之过去几年20-49岁移居外地的香港人增加，导致从低技术到高技术劳动人口参与率下降到57.1%，创1985年以来新低。流入香港的人口不能有效填补香港仅存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人口的供给与需求处于结构性错位状态。
第二，产业结构失衡。在过去的64年中，1980年代是香港经济的重要分水岭，自此之后香港产业结构日趋失衡：（1）产业结构单一。1960年代，香港第一产业消失殆尽。之后，第二产业萎缩。2023年的第二产业，即工业与建筑业，占GDP比重仅为6.3%，其中制造业仅为香港GDP贡献1%；经济的绝对主体是第三产业，占比93.7%。第三产业中，金融、贸易物流、旅游和工商专业服务占比合计57.1%。（2）生产要素分配极度失衡。资本、人才和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涌入房地产和金融领域，抑制了制造业等实体经济行业的发展空间。其后果是制造业占比的持续下降，工业基础日趋薄弱，造成科技、文化创意和旅游业等新兴产业发展相对缓慢，甚至发生衰退，难以形成新的增长动力。最终形成对服务业高度依赖的恶性循环局面。（3）物流与运输业不振。2023年，物流和运输业在香港GDP中占比18.8%。香港的货柜吞吐量持续下降，影响了其作为全球转运枢纽的地位。2024年香港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全年下跌4.9%至1,369万个标准箱（TEU），为1996年以来的28年新低。（4）外商投资规模结构内地化。近年国际环境急剧改变、法规多变、本地竞争压力上升、语言和文化障碍，加上资料保障等因素，跨国资本在香港的投资止步不前。在这样的环境下，香港外商直接投资流入转为内地资本主导，构成香港外来直接投资来源地。内地也成为香港向外直接投资最大目的地。2023年末，外商在香港直接投资总存量为2.1万亿美元，直接投资存量中占比最高的国家和地区为中国内地（31.1%），其次是英属维尔京群岛（30.5%）和开曼群岛（10.6%），以及英国（9.3%）。（5）就业结构失衡。2023年香港服务业雇用了3,259,800人，占总就业人数的88.3%。金融业虽然在香港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2023年GDP占比高达24.9%，但吸纳就业能力有限，就业人口占比7.3%，导致大量劳动力集中在餐饮、零售等技术含量过低的岗位。这样的就业结构加剧了贫富差距，阻碍了社会流动性。（6）国际收支波动加剧。1998年至2014年，香港的国际收支保持在±200亿美元以内，但自2015年开始，香港国际收支出现较大变动，2015年达到负1,025亿美元，至今香港国际收支净值为负。
第三，科技结构失衡。（1）科技产业体系与规划缺失。香港的科技产业发展长期缺乏系统性规划。1998年提出的数码港计划原本定位为科技产业园，截至2024年仅吸引约1,600家初创企业入驻。（2）政策落地效率较低。2024年香港数据交易生态论坛提出“数据驱动新质生产力”，但实际数据流通规模仅占内地的2.3%。香港科创政策的制定多依赖外部智库和行业协会，而非本土科技官员主导。（3）研发投入规模不足。2023年，香港研发总开支占GDP的比重为1.11%，与其他主要发达经济体相比仍然较低，例如欧盟2.2%，美国3.59%，韩国4.85%，日本3.41%。2023年香港高等教育机构占研发支出的55.5%，企业和政府投入分别仅为39.3%和5.2%。进而企业研发动力不足。在研发强度方面，香港上市科技企业平均研发投入占营收比重为3.8%，显著低于硅谷企业的15%-20%。2023年工商机构研发支出仅129.76亿港元，不足韩国的二十分之一。主要后果是科研成果难以有效转化为实际生产力。（4）科技企业生态发展缓慢。与硅谷相比，香港在科技企业密度（香港为硅谷的17%）、独角兽企业数量（香港为硅谷的3.8%）、风险投资额（香港为硅谷的1.7%）、专利授权量/万人（香港为硅谷的13.4%）等指标上全面落后。香港至今未诞生一家世界级科技企业，而一岸之隔的深圳同期培育出华为、腾讯等全球科技巨头。此外，香港高等教育中理工科专业缺乏就业场景和发展动力。（5）资本与科技企业结合滞后。2023年香港上市科技企业达137家，市值超百亿美元的仅4家（如商汤科技），而同期纳斯达克百亿级科技企业超过200家。假定在占有GDP6%的第二产业中，有50%是科技产业，那么科技产业在香港经济中占比也仅仅是3%左右。2024年第三季度，恒生行业分类中“资讯科技业”仅占港股总市值的11.2%，远低于金融（34.6%）和地产（18.9%）。（6）香港的数据要素市场化建设落后。2024年香港数据交易市场规模约12亿元，仅为深圳（540亿元人民币）的2.2%。资本市场对科技企业的支持力度弱。2024年香港IPO募资额中，科技企业占比仅18%，且估值中位数（8.2倍市盈率）低于纳斯达克25.6倍。其根本原因是缺乏资本注入。香港机构投资者中用于科技领域的基金占比不足5%，而硅谷这一比例超过40%。（7）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基建结构建设滞后。在基础设施层面，香港超级电脑“鹏城云脑”的算力（1000P FLOPS）仅相当于深圳同类设施的1/10。政务数字化方面，香港仅有23%的公共服务实现全流程线上办理，而内地一线城市普遍超过80%。
第四，金融结构失衡。（1）金融业与房地产业“一体化”。香港金融业在服务业中占比近30%，主要由银行业、证券、债券构成，形成金融业与房地产行业高度一体化，吸纳了香港绝大部分的金融资源。可以说，香港银行业大体上是为房地产服务的，严重脱离香港实业。（2）金融业没有向科技倾斜，没有工业或科技的支撑。与纳斯达克相比，是一个相当非科技的二级市场。这样的结构已经严重影响了香港可持续的经济成长和香港的竞争力，削弱香港福利制度的物质基础。（3）传统金融业务占比相对较高。香港金融市场在金融科技、虚拟资产等新兴领域虽有发展，整体来看，传统金融业务如银行信贷、股票现货交易等仍占比较大。据香港金融管理局报告，2023年至2024年部分时段银行信贷总额有所下跌，反映出传统信贷业务面临挑战，而新兴业务的发展规模和速度还不足以支撑金融市场的多元化结构，金融业务创新和转型仍需加快。（4）股市市值规模有限。香港股市不足美国股市市值的十分之一，且成长速度也比较缓慢，严重受制于地缘政治和政策等因素。（5）金融市场流动性不足。据相关数据显示，港交所虽有2,000多家上市公司，但每天成交量仅1,000亿元左右，且绝大部分成交量集中在交易量前100的个股，不少个股全天几乎是零成交，大量中小市值股票交易冷清，不同板块流动性差异明显。这种情况反映出市场流动性结构失衡，不利于市场的全面活跃和健康发展。（6）公开募股筹资额下降。2023年香港的首次公开募股筹资额下降了56%，降至460亿元，幸在国家大力支持下，2024年香港IPO跻身全球第四、今年有望重返三甲。（7）零售业金融业的影响显著。因为内地访港旅客消费习惯改变，人均消费大幅下降，加之“港人北上”新消费模式兴起，不仅对香港零售业造成冲击，而且对注入消费金融、商业贷款等相关金融业务造成负面影响，形成对客户结构和业务结构的调整压力。（8）金融行业人才结构面临调整。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的持牌人数自2021年底以来减少了600多人。
总之，香港经济不仅面临人口、产业、科技和金融的深层结构的失衡，而且面临这些结构失衡的叠加，从根本上制约了香港的制度转型，阻碍了香港经济的均衡发展。所以，香港的当务之急是在政府主导下，实行旨在实现结构优化的改革和调整。
（三）设计符合香港经济发展的政策体系
香港必须有顶层设计战略规划和政策体系。政策是战略的载体。香港通过制定基于实事求是的政策体系，并且在执行过程中不断调整，以支持和推动香港的经济转型和发展。
第一，财政政策。在现代经济中，政府的财政政策是诸多经济政策的核心所在。近年来，香港特区政府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成绩值得肯定，但是，财政形势是严峻的。所以，香港需要调整和修订中长期财政政策，尽快着手税制改革，以求增加财政收入，实现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紧密结合，有效向高端制造业、高科技创新和前沿科技基础设施倾斜。简言之，香港需要构建支持人工智能时代的高科技产业的财政政策。
第二，产业政策。产业政策主要包括产业结构政策、产业组织政策、产业技术政策和外贸政策等。产业政策的目标是引导社会资源在产业部门之间以及产业内部的优化配置，建立均衡的产业结构，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上个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前西德和日本战后重建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工业化，都基于充分发挥了产业政策的作用。香港在港英政府时期，基本排斥了产业政策的功能。近年来，香港开始进入强化产业政策作用的历史时期。2022年，特区政府发表《香港创新科技发展蓝图》，提出推动科技产业发展，实现香港“新型工业化”，强调以资讯化带动，将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相结合，实现跨越式发展并增强可持续发展动能。2024年，香港特区政府再次推出100亿元“新型工业加速计划”。现在，香港的产业政策需要注重：整合包括教育、科研、资本和企业资源，设立产业引导基金以系统建设创科产业链，支援重点企业，协助传统制造业转型；发挥创新的溢出效应，开拓内地和海外市场，争取在十年内实现高科技产业对GDP的贡献达到20%、和新加坡水平相近。
第三，科技政策。科技政策旨在促进科技研发、技术创新、科技成果转化以及科技人才培养等方面。近年来，香港特区政府已经意识到必须制定科技政策，全方位提高香港在科技领域的地位，提高香港创新竞争力。香港科技政策的重点包括：（1）推动研发平台建设。构建“政、产、学、研、投”的大科学和跨域的合作平台。（2）吸引海内外初创企业服务机构在香港建立加速器基地。（3）根据国家“十四五”规划提出的前沿领域，聚焦先进制造、材料、能源、航太科技，以及生命健康科学，构建前沿科技集群。（4）优化创投基金。重点支持人工智能与数据科学、生命健康科技，以及先进制造与新能源科技的初创企业。（5）全面开放科技市场、金融市场、人才市场。（6）完善与大湾区科研机构和科技企业的合作，实现深度融合。（7）改革教育制度，加大科技人才的培养。同时，大规模引进科技人才。总之，香港要确定和提出符合香港自身情况和潜力的科技政策，在如此竞争的科技时代选择好自己的赛道。
第四，福利政策。虽然香港福利支出占GDP的比重约为5.9%，远远低于日本福利开支占GDP的25%水平，但是，日本属于高税收高福利的国家，而香港则是低税收高福利的社会。长久以来，香港奉行低税率政策，个人入息税宽松，就算是打工仔，月入几十、几百万元，最高只需缴交总收入15%的税，至于企业与公司的利得税，最高也不过是盈利的16.5%。以成熟资本主义国际城市的角度来看，如此超低的税率，在全球范围内十分罕见。与此同时，香港的福利政策又极为优厚：住房福利及津贴、公共福利金计划、教育福利、医疗福利、失业福利、退休福利，以及涵盖家庭及儿童福利、安老服务、康复服务、违法者服务、社区发展、青少年服务、紧急救济等其他社会福利项目。根据特区政府2024年《财政预算案》，政府预计在医疗卫生、社会福利和教育等领域的投入高达3,437亿元，占政府经常性开支的59.3%。现在，香港需要改革现存福利制度：一方面要严格福利制度的管理，激励就业，不养懒人。根据新规定，15至59岁、身体健康且失业的综援受助者，除了需要与政府指定的非政府机构会面接受就业支援服务外，还必须每周参与至少一小时的无偿工作，直到找到有薪工作或重返主流教育。另一方面，香港需要将提高税率和改革税制结构提到日程，缩小与世界高福利国家和地区的差距。
第五，经济周期政策。通常认为，经济周期政策是指政府在不同经济周期阶段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以调节和管理经济活动，避免经济过度波动，确保经济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在工业时代，经济周期就是包括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四个阶段的商业周期。现在，进入到数字经济和智能经济时代，因为科技创新不断强化，工业时代的商业周期节奏已经被彻底改变。以人工智能为例，其技术创新周期已经从以十年为周期缩短到年为周期，现在更以月，甚至周为周期。所以，政府需要设计符合高科技时代，并且立足近期、关注中期和准备长期的经济周期政策，协调财政、货币、产业和科技政策，既要避免短期措施对长期经济产生不利影响，也要避免因为未来长期目标损伤现时经济发展。
（四）香港和三个基本关系
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落地各项基本政策，香港需要处理好三个基本关系。
第一，重构经济体制，调整政府、市场和企业的关系。自香港1841年开埠直到1990年代末，香港始终实施的是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并以自由市场的优势和开放、高效、公平的营商环境而闻名。与亚洲四小龙的其他三小龙比较，香港经济成长少有政府政策和其他行政手段的干预。2024年，总部位于温哥华的菲沙研究所发布《世界经济自由度2024年度报告》，香港荣获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的称号。但是，现在香港需要理性地结束传统的自由市场经济，接受政府对经济实行干预和引导，将“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结合在一起，以提高香港的竞争能力。例如，香港经济可以考虑实施“五年计划”，且与国家的“五年计划”加以协调。“十五五”就是香港开始引入五年计划的契机。
第二，重构空间经济，调整香港、内地和国际的关系。香港土地面积1,119平方公里，市区平均人口密度约为每平方公里21,000人，是全球人口密度第四高的地区。香港要发展，需要突破香港空间局限于土地面积的传统思维。（1）香港需要加强与湾区内地城市的全方位合作和融合，显著缓和过高人口密度压力。（2）香港需要建立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合作和融合，建立跨国和跨地区的市场关系和合作体系。（3）香港需要发展低空经济和海洋经济。（4）香港需要通过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构建数字空间和智能空间。为此，需要全面建设支持数字空间和智能空间的全新的基础设施。
第三，重构创新模式，调整科研、教育、资本的关系。在21世纪前后，香港在金融创新方面成绩斐然。但是，在其他科技领域的创新和突破乏善可陈，导致香港经济发展缺少深层动能。香港的当务之急是：（1）建设不同层次的创新平台，扶植和培育引导科技前沿的世界级科技企业。在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香港需要有所作为。（2）改革教育体制。以提高学生创造力为目标，全方位引入人工智能，对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学制、教材和师资做出有计划的改革。（3）推动资本与科技的结合，成为亚太地区和全球的科技资本中心。
香港具有历史形成的优势。但是，香港优势不是静止的和固化的。在1997年之前，香港经济治理严重受制于古典经济学传统“自由放任主义”的思维模式，导致香港失去形成高端制造业和奠定高科技产业的历史机会，经济增长过度依赖金融业和房地产业为主体的服务业，影响21世纪以来香港形成持续增长的品质，造成香港非均衡的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这是深刻的历史教训。
（作者系知名经济学家、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数链数字金融研究院学术与技术委员会主席）
